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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即长三角、珠三角、温州、苏南四种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来吸引外资。有外商笑称，“在苏州办事，找厂长、经理没有用，要找局长、找书记”。在苏州经济中，外资一直是发展主力。在苏州新加坡开发园区的示范带动下，苏州掀起了一阵园区经济热潮。有一个在当地流传很广的笑话，说在深圳一个椰子掉下来会砸到4个总经理，而在苏州，你往四周一指每一处都是开发区。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苏州人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如今，中方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控股权，学到了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基本经验。苏州的工业也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据统计，苏州市2005年GDP达到了4026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五。然而，与这些彰显政绩的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由此，一些人开始质疑“苏州模式”。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顾为东表示，外资的大量涌入对苏州的经济增长、人气积聚、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州经济的科技含量明显高于许多城市。说苏州是“只长骨头不长肉”难免有失公允，但必须看到，苏州“神话”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与浙江等地相比明显落后。多年来，苏州一直是苏南集体经济的典型，承受着比别的地方更大的“保红旗”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少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养料和生存空间。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苏州模式”的弊端无可回避，转变势在必行。 2003年，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近两年，苏州经济发展出现了外资与民资双轮驱动的新局面。据苏州市统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市个体私营投资达到354.12亿元，首次超过外资，跃居各种投资类型之首。科技创新在苏州也有了很大起色。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投入上百亿元，建设了国际科技园、独墅湖高等教育区、风险投资基金等科技创新载体，相信会有好的收效。从“东莞制造”走向“东莞创造”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这一形象的说法曾令东莞人颇为自得。20多年间，东莞发展成为年总产值超2000亿元的“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外贸总量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东莞的发迹是“天时、地利、人和”之说的最佳版本。东莞毗连港、澳、穗、深，又是著名的侨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近百万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享有投资优惠政策的大陆沿海地区转移的第一次浪潮，东莞成了外商们在珠三角的首选之地。东莞的成功源于“三来一补”：通过由东莞提供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承接。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东莞经济的大发展，但如今这种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增长能量已接近极限。东莞的外源型经济绝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环节，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产品附加值十分有限，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份额。比如，一个鼠标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24美元，渠道商能赚8美元，品牌商赚10美元，而贴牌加工厂商只能赚0.3美元。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生产总值每增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土地。如果按此速度计算，十几年内东莞的土地后备资源将消耗殆尽。东莞的困境是珠三角乃至全国先发地区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其转型无疑也备受瞩目。东莞市委常委江凌说，在过去20年里，是外来资本选择了东莞，东莞抓住了机遇，如今东莞要自己选择外资。从“引资”到“选资”一字之差，体现出东莞现在看重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东莞还提出要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同时，科技也正加速取代资本和土地而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位于东莞常平镇的高宝集团建立了全国首家镇级博士后工作站，斥资近亿元建成全国一流的实验室。从今年起，东莞市财政每年将投入不少于10亿元，连续5年共投入50亿元以上，资助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等，打造科技东莞。晋江告别简单集群模式 1994年，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讨会上，当晋江与温州、珠三角并列作为中国乡镇经济发展典范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一个县级市发展经济的“标本”意义究竟有多大？12年过去了，晋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一个集群中的关键性企业被喻为第一粒树种，一旦入土，就可能长出一片森林。浔兴拉链就是一颗这样的“树种”。20年前，浔兴拉链从1.6万元起步，1995年组建集团，2002年成立SBS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集模具开发、拉链生产、电镀、染色为一体的拉链专业化公司，有200多家企业为之配套，形成了产业集群，如今产值已达10亿元。以发展产业集群来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路子，就是今日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版“晋江模式”。在晋江，这些集群共聚集企业6000多家，年产值600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90%以上。“晋江模式”的带动效应，令产业集群风一度在中国东部地区盛行。 “晋江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但并非完美无缺。晋江经济能有今天，主要依靠的是民营企业，而这里的多数民营企业仍面临三大“软肋”：家族式经营、科技竞争力较弱和缺乏品牌保护意识。而且，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产品品质和市场规模就将进入平稳期，也就意味着停止增长。这就是如今晋江人面临的难题。于是，精明的晋江人开始走另外一条道路。晋江企业家深谙品牌的力量。从仿样加工到贴牌生产，再到打响自有品牌，晋江逐步塑造出“品牌之都”的雏形。晋江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7枚、中国名牌产品24项、国家级品牌63个。晋江企业擅长以明星代言、媒体广告来打造品牌，近年来每年广告投入高达7亿多元，有人戏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成了“晋江台”。同时，政府也在设法促进“晋江模式”新的变革。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说，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产业集群告别简单的“扎堆”聚集阶段，开始依托自身优势品牌引入新的经营模式。政府还将大力促使企业从家族体制走向股份合作制，通过资本纽带形成新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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