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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之家》，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社会剧。作于1879年。该戏剧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
梗概：
《玩偶之家》戏剧，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
但她的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他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
后来，当债主受女友感化，退回了冒名借据时，他又转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经此转折，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
扩展资料：
主题思想：
《玩偶之家》为读者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娜拉，娜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追求女性权利的战斗者。随着该戏剧剧情的发展，她从一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形象，最后变为一个头脑清醒、向往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愿为真理而奋斗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像娜拉这样的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女性，注定是悲剧结尾，其悲剧原因也异常复杂。
1、首要原因是父权文化的制衡：娜拉的悲剧命运原因，首先体现在父权制文化束缚之下，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男人是家庭和社会核心，家庭和社会生活都要以男人为中心展开，在‘男人说了算’的支配下，第二性的‘女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女性们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娜拉的父亲与丈夫，都剥夺了她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她只能选择忍耐。早在娜拉与父亲生活时，她就从来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父亲。?[8]?
2、直接原因是男性律法背景：1878年，易卜生在笔记上写道：“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存在于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于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受到制裁的。”而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戏剧中，通过一对资产阶级家庭破裂的悲剧，对男人制裁女人的精神法律，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明确地提出妇女不应是男人的玩物，不应像客厅中的花瓶供人欣赏，应该有独立的人格。“
在19世纪的欧洲，男女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法律上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例如：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权、已婚妇女向银行借贷需经丈夫同意等。”上述现实足以让娜拉一直处于父亲和丈夫的附属地位，直到娜拉悲剧结局的发生。娜拉与海尔茂结婚八年，表面上看他们组建了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庭。
其实这些都只是假象，海尔茂从来没有把娜拉看作家庭中的平等成员，连娜拉喜欢吃杏仁甜饼干，他也要阻止。娜拉为了救丈夫而冒险触犯法律，使海尔茂获救。然而这样符合情理的事情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得到认同。
3、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政治方面，海尔茂更是资产阶级不平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娜拉在家庭中处于受“男子的监护和压迫”的地位，她只能听从海尔茂的观点而不能反驳。海尔茂拒绝让柯洛克斯太继续在银行中的任职，娜拉只说他“你这种看法心眼儿太小”这句话，他竟然大发雷霆：“小心眼儿，好。咱们索性把这件事一刀两段。”在海尔茂的观念中，女性与社会毫无关联，她们不能参与社会活动。
在海尔茂他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却不可以拥有任何权利。由此便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政治权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经济方面，追求金钱和地位，是海尔茂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作为资产阶级庸人，海尔茂貌似“正人君子”的样子，从表面看，他“守法”、“规矩”。但是，他的“守法”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追求金钱和地位的目的。
他最终爬上银行经理的地位，决窍就在这里。因此他不能容忍作为妻子的娜拉伪造签名贷款为自己治病——即使娜拉拯救的人是他自己，因为这会损害他的名誉，导致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金钱和地位。由此可见，在海尔茂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中，夫妇之间的关系，只有以金钱和地位为中心的利害关系，根本谈不上感情、爱情。
娜拉处在男权社会之中，妇女依附于男人而生存，没有独立的地位。面对丈夫海尔茂的指责，娜拉毅然决然地摔门而去，宣告了她与虚伪、自私的丈夫和剥夺自由平等权利的家庭的彻底决裂，娜拉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勇敢战斗者。因此，对于娜拉的出走，传统的解读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由此，传统的对娜拉出走的原因有如下几种解读：
第一，娜拉出走表达了她要求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男性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男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女人则沦落为男人的附庸。妇女没有正当职业，在经济上只能依赖男人。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取悦和迎合男人，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价值。而出走之前的娜拉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听到海尔茂叫她“小鸟儿”“小松鼠”“爱吃甜食的孩子”，娜拉一直很陶醉。得知海尔茂要做银行的经理，娜拉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咱们花钱可以松点儿了”“不久你就要挣大钱了”。但是娜拉在走之前把戒指还给了海尔茂，在海尔茂提出“你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我得帮点忙”时，娜拉坚决回答说“不必”。这充分证明娜拉已经真正觉醒并摆脱男人给她设的牢笼而追求经济上的独立。
第二，娜拉出走是妇女思想意识独立的一次大解放。渴望别人给予幸福很难，只有自己给予自己幸福比较容易，可能这才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动因。女性通过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达到内心世界的真正解放，这是女性思想意识独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男性中心”和“男性优越”的思想在西方影响深远，久而久之就成为妇女的行动准则和思想坐标。
他们安于男人给予的地位而不去争取自身的思想意识自由。当海尔茂提醒娜拉“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时，娜拉清醒地回答说“：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句话不仅对女性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合理的诠释，也对女性的地位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她曾回应海尔茂说“不用你挑那副重担子”，这足以证明娜拉敢于担当家庭和社会的重担，至少她已具备这种意识。
娜拉也一步步认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正是对她玩偶地位的确切认识。她不愿意再做什么“小鸟儿”“小松鼠”“泥娃娃”，这相对于经济独立的要求而言，是更高层次上的女性思想意识的独立，是精神世界的独立。
第三，娜拉出走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束缚的挣脱。男权社会中，社会是男性的舞台，法律和社会制度是男性权利的保护伞。娜拉要求摆脱文化上的束缚，对家庭内外的事都要求参与和表决，当丈夫生病时她像个男人一样去借钱并伪造签名，事后又独自偷偷还债，这正是娜拉自身所具备的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挑战，是她敢于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但是，这种挑战是漫长的，在历经海尔茂的不断指责之后，娜拉才真正意识到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就像枷锁一样束缚着自己。海尔茂说“‘我’可没有缺点，并且希望永远不会有”，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正是这种自负和骄傲的温床。海尔茂自以为他是家庭重担的承担者，他看不到娜拉为他做的一切，他时常说“你瞧着吧，‘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之类的话。
然而，海尔茂的这种“男性中心”的思想是多么令与他朝夕相处的娜拉窒息和压抑啊。海尔茂曾经这样对娜拉说：“亲爱的宝贝，‘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这话语似乎很让人感动，却深深暴露了海尔茂自认为是救世主的本质。“男性中心”的思想一直困扰着娜拉，困扰着他们的家庭。直到娜拉最终出走，才真正宣告了娜拉对这种思想文化的彻底挣脱。
娜拉出走的原因：第一，娜拉出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的强烈控诉。娜拉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她伪造的签名触犯了法律，因而影响了丈夫海尔茂的工作及前途。而这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不合理的一面造成的。柯洛克斯泰告诉娜拉“从前‘我’犯的也是这么一桩罪，那桩罪弄得‘我’身败名裂，在社会上到处难站脚”，由此可见，这种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不合理性，不仅是对于女性而言的，对于男性也是一样的。
当听柯洛克斯泰说“法律不考虑动机”的时候，娜拉说“那么那一定是笨法律”，“‘我’不信，难道法律不许女儿想法子让病得快死的父亲少受点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后来她还说“‘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娜拉最终出走，也是对这种非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控诉。不管结果如何，娜拉出走，迈出了十分可贵的一步。
第二，娜拉出走是对自己爱情的再审视和再思考。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男人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的。一旦女人超越了男人的地位，这段感情就会出现危机。虽然海尔茂在即将做银行经理时，他对妻子说，你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和两只嫩手不用吃苦了，看似是对娜拉的爱，但更多的是他对权利、地位、金钱的崇拜罢了。
他所真正高兴的是他有了“一个稳固的工作和丰富的收入”。娜拉对自己借钱的事，一直遮遮掩掩，是因为她深知如果海尔茂知道了，他们的感情就会冷淡，“美满快乐的家庭也会改样子”。娜拉总是“偷吃”杏仁甜饼干，因为海尔茂不允许她吃，原因是怕她把牙吃坏了。娜拉说海尔茂常说要把自己独占在手里，刚结婚的时候一提起一个朋友海尔茂就嫉妒，因此娜拉就不再提了。软克大夫却喜欢听娜拉讲，所以娜拉喜欢跟软克大夫聊天。
娜拉和海尔茂之间，应该说不是正常的爱情生活该拥有的状态，软克医生的出现就更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更像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恋人，无拘无束，有共同的话题，在一起轻松又快乐。而且娜拉与软克大夫之间存在暧昧不清的关系，她让软克大夫看她的肉色丝袜，从“只许你看我的脚”到“别处也让看”。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娜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爱情是有问题的，她的出走或许也是对这段爱情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
第三，娜拉出走是对正常婚姻生活的期待。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是娜拉出走时，海尔茂极力挽留，娜拉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并解释说：“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虽然娜拉说她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但是如果他们夫妻都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许娜拉期待的“奇迹”还是会发生的。应该说，这种“奇迹中的奇迹”，在现代社会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娜拉那个时代，可能她的这种期待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第四，娜拉出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失去了信心。娜拉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她出走的时候却一个都没有带走。从该戏剧中看到，娜拉并不是不爱她的孩子，而是太爱了。圣诞节，娜拉给每个孩子都买了礼物，她自己却什么都不要。
但是当海尔茂说，年轻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谎的母亲身上时，娜拉想到自己因为借钱的事而撒谎，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当安娜带着孩子来找她的时候，娜拉吞吞吐吐地说：“不行，不行，别让他们上‘我’这儿来。”
显然，娜拉害怕自己撒谎的行为，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娜拉在自己撒谎这件事情上，可能最不能面对的就是孩子。因此，对娜拉而言，只有出走，才能让孩子摆脱撒谎妈妈的阴影，娜拉自己的内心也才能获得解脱。
《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娜拉，成了爱情话语的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度陷入失语状态。海尔茂在名誉和妻子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不惜以牺牲妻子为代价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从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看，婚姻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权利堡垒，女人在这样的堡垒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幸福出路的。
娜拉虽然处于男权社会下的从属地位，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抗争和独立，在不断寻找婚姻幸福出路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和解放。《玩偶之家》通过中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娜拉追求生活意义和人的权利的觉悟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这本书写于1879年。作者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玩偶之家》是一部关注女性问题的杰作。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女性故事改编的。该剧出版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两周后在哥本哈根上演。在世界舞台上，玩偶之家的表演经久不衰，备受赞誉。《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娜拉的觉醒和出走所触及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在年轻人尤其是女青年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1935年，中国几大城市竞相上演玩偶之家，盛况空前，革命导师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这部剧，赞赏娜拉在剧中表现出的独立性格和精神。该剧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奠定了易卜生“现代戏剧之父”的地位。
故事发生在圣诞节到了，海尔茂和娜拉沉浸在喜悦中。因为新年伊始，海尔茂就要当银行经理了，他当律师时收入不稳定的日子就要结束了。这时，娜拉的老朋友丹琳夫人来访了。在与丹琳夫人的交谈中，娜拉激动地告诉丹琳夫人一件事：在她与海尔茂结婚后不久，海尔茂得了重病。为了让丈夫在意大利休养，她私下向银行职员克罗格斯特借了一笔钱。因为她父亲也病危，她伪造了他的签名，签了一张借条。海尔茂的病终于在意大利治好了。回到家里，为了还清债务，娜拉想尽办法挽救家庭，甚至晚上偷偷做一些抄写工作。但是她并没有觉得辛苦，相反，她觉得很骄傲，因为她做了一件对丈夫有帮助的事。
这时，克罗格斯特突然来访。娜拉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原来，克罗格斯特是海尔茂即将出任经理的那家银行的员工。银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克罗格斯特很可能被解雇。他用欠条要挟娜拉，试图保住自己在银行的地位，否则就把娜拉的犯罪行为告诉海尔茂。娜拉非常生气，但她不得不恳求丈夫不要解雇他。但丈夫根本不理会，反而下达了解雇克罗格斯特的通令。生气之余，克罗格斯特立即给海尔茂写了一封信，揭露了真相。娜拉着急时向丹琳太太求助。
海尔茂像往常一样下楼拿信，娜拉急中生智，用一场化装舞会缠住他。回到午夜，娜拉想解释已经太晚了，但海尔茂还是取回了信。海尔茂看了信后勃然大怒。正在这时，门铃响了，有人送来一封信，是克罗格斯特的一封信，还有被退回的欠条。海尔茂看到自己的名声保住了，立刻变了脸色，对娜拉也变得温柔起来。看到这一幕，娜拉感慨万千，她看到自己像玩偶一样被操纵的可怜处境，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毅然决定离开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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