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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借他人酒杯 浇自己块垒

■采写／陈洁 发布时间： 2006-06-07 06: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竹内好

生于1910年，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卢沟桥事变后曾留学北京两年，1943年底应征入伍，作为侵华日军的文化兵到湖南。战后执教于东京多所大学，其中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8年（1

953-1960），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述和翻译。1977年去世。

主要著述：

1934-1943年，与武田泰淳等发起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出版《中国文学月报》。翻译《鲁迅文集》全6卷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在日本出版《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后改名为《何谓近代》）、《作为方法的亚洲——我的战前·战中·战后1935—1976》、《日本意识形态》、《国民文学论》、《不服从的遗产》等，中国译有其论文集《近代的超克》。

采访手记：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和逝世70周年，而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竹内好奠定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基础，并在将鲁迅作为思想资源引入日本的历史语境方面形成了传统。竹内好在国内渐热，早在2005年9月25日，《读书》杂志曾举办关于竹内好的座谈会，2005年12月，在上海大学召开了鲁迅与竹内好学术研讨会，会上，对竹内好的理解引起了争论。竹内好是何许人也？

缘起：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

1910年，竹内好出生在日本长野县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跟中国结缘，更不知道日本和中国的战争会把他的人生划成两截。

本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他于193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前后，他与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组（后更名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并于1935年3月创办《中国文学研究月报》杂志（后更名为《中国文学》）并任主编。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会作了很多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他们举办的第一次活动是欢迎周作人、徐祖正访日聚会。因此，周作人自称是该研究会成立的历史见证人。其后，研究会还曾邀请很多留日学者，如钟敬文等作演讲。

在竹内好进入学界的时候，日本汉学已经在很大意义上被日本的支那学取代，但竹内好之所以对中国文学感兴趣，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试图通过中国找到属于亚洲国家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有严重的西化倾向，似乎全盘西化才是发展的唯一途径，片面强调西方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毫无批判的接受之，渴望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而普遍不关心亚洲问题。

但日本在亚洲，日本思想界也一直有亚洲主义和寻求民族主义的传统，竹内好秉承了这一思想传统。他理想中的中国是亚洲国家“现代化”同时不西方化、不丢失民族特性的典范，他想探求这一点何以可能。为了强调这一立场，他在研究中坚持使用“中国”，而不称“支那”，甚至拒绝参加1942年在东京举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都是为了在形式上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官方的汉学或支那学划清界限。他还曾在《中国文学研究月报》上发表《汉学的反省》等文章，批评汉学“在现实中的堕落”，称之为“不死之身”。

然而，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历史上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强化了日本对亚洲的认同和归宿感，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日本亚洲主义者都认同“大东亚共荣”，坚定的支持侵略。竹内好以亚洲主义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又不排斥以亚洲的名义侵略别的亚洲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还只是思想的萌芽。截止战争结束前，竹内好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要成为战后日本思想界领袖和中国研究专家，还有待时日。

孽缘：侵华老兵对战争的理解

1937年，竹内好获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奖学金，前往北平做为期两年的学术访问和文化交流，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他此行的主要工作是在近代图书馆和（伪）北大理学院教日语，同时研究语言教学，他还曾准备编撰中日双语的语言学工具书。但他渴望能趁机与北平的知识界进行思想交流。可惜当时的北平已经沦陷，知识分子纷纷南下，中国的核心文化圈几乎整个儿经由长沙搬到了昆明。所以，1937-1939年在华期间，竹内好只与少数滞留北平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等，有过几次会面。其中一次是1938年5月15日，他与中国方面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徐祖正、钱稻孙等）进行了亲善交流。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席间的气氛始终轻松友好，大家基本上只围绕着料理、鬼神等无聊的话题闲扯，几乎没有涉及到文学和政治。

回国后，他在“回教圈考究所”（后更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工作，并为其刊物《回教圈》撰稿，这期间，他解散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亦停刊。

1942至1943年间，竹内好再次来到中国，逗留了数月，前往西部和内蒙等地出差考察，并撰写了《中国北部、蒙疆的回教》。他还去往中国部分沦陷区，考察记录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也就在那段时间后，他开始着手撰写《东洋思想丛书》第四十四种的《鲁迅》。

1944年，竹内好被征入伍，编在预备队内，派驻往湖南，后来又到大队本部当翻译和教中文。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一年后，战争结束了。再一年后，36岁的竹内好退役回国，从此再没有来过中国。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爱好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竹内一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论著，唯独绝少谈论他在中国从军的经历。他对1945年得知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形有过零星的记忆：“这是一个小分队的事情。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队员们全体嚎啕大哭。他们整整哭了一天，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开始着手进行归国的准备工作。”那一天的竹内好，哭了吗？

为此，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韩毓海对竹内好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之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有特殊而敏感的意义，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战争，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竹内好战后的思考总体上是对于昭和思想史的狡辩或诡辩，无形中代表了一种对昭和精神史合法性不加检讨的维护态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薛毅引用竹内好的名言“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说明他对战争和东京审判复杂的理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董炳月则认为准确表达应当是“帝国主义不能彻底审判帝国主义”，而竹内为“近代的超克”所作的辩护与“大东亚战争观”、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

善缘：竹内鲁迅和中国问题专家

竹内好成为战后日本(1945－1975)重要的思想家，首先是因为他的鲁迅研究，几十年后，他为中国学者所熟知，首先也是因为他的鲁迅研究。他不仅奠定了日本的鲁迅研究基础，而且在日本思想界形成了以鲁迅为思想资源的传统。

战乱纷纷的1943年底，竹内好接到了征兵通知，要求随时待命，准备开拔，他开始拼命写作《鲁迅》。他在后来的《鲁迅·后记》中说当时“连明天的生命都难以保证”，“虽然不能夸张地称为遗书，但已接近这种心情了。”匆匆脱稿的第二个月，他就接到了正式命令，带着赴死的心，开赴中国战场前线。当时他还庆幸，“觉得好像有老天保佑似的”。

“遗稿”于1944年底出版，被鲁迅研究专家太宰治称为“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是公认的最好的鲁迅研究成果之一，据说仅仅在1961至1980年间就重印了17次，给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和思想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竹内好从此享有“竹内鲁迅”的美誉。

战后归国的竹内好于1949年任庆应大学副教授，致力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很快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1960年，日本政府通过辱国的新安保条约，竹内好愤而辞职，组织思想科学研究会、鲁迅之友会、中国之友会等。在这前后，竹内好成为日本知识界的精神领袖。他提出的“国民文学论”、“近代的超克”、“亚洲主义”等命题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话题。对辞职事件，孙歌认为，安保运动是多重复合体，竹内好试图将安保运动转化为民主启蒙的运动，触及到了民主的“日本化”问题。

战后竹内相继创作、翻译和编辑出版了《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鲁迅入门》、《毛泽东原著》、《鲁迅评论集》、《无产阶级文学》、《从日中出发点开始》、《日本与中国之间》、《近代日本与中国》、《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为了亚洲研究工作的开展》、《鲁迅杂记》、《鲁迅著作集》、《竹内好集》、《竹内好评论集》等。

1963年，他创办《中国》杂志。并编写了《中国的思想》（13卷）、《为了理解中国》（3卷）、《世界文学全集》第三十五卷“中国·鲁迅、老舍”部分、《现代中国文学》第一卷鲁迅和第二卷茅盾。著述之余，他还积极参与现实生活，池田大作曾回忆说，当年他提倡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竹内好在第一时间予以关注。

正是在竹内好的研究中，鲁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对象，而且成了批判近代日本的一个精神参照。竹内好强调“我的目标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就在于文学鲁迅的启蒙色彩，恰恰是东方国家保留民族特性，同时实行现代化的必要过程。中国社科院的孙歌却认为，竹内好表面上是一个反近代主义者，其实不然。他在《何谓近代》一文中将“内在否定”的方法论应用于世界史解释，对抗西方并不是他真正的主题，主题是东方如何在克服奴隶性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从而进入世界史。

中国还有学者认为，竹内好其实是通过鲁迅研究在“向中国租借精神父亲”。因为大和民族自来缺乏原创性的文化，西风东渐后，知识分子群体学西方学得很好，却更加迷失，更加缺乏精神的原创。竹内好试图在鲁迅身上找到东亚民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和“东亚共荣”在文化上的典范。而有的日本学者则认为，竹内好战后的中国研究虽然在日本影响很大，但他为了批判日本的思想状况，把中国写得太过理想化了，有时甚至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

1977年，竹内好在病床上校订《鲁迅全集》，并整理《转变时期——战后日记抄》，坚持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缘不灭：国内的竹内好研究现状

有日本学者认为，竹内好时代的问题，现在还是日本的问题，而且更严重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向往和追随没有因为战争而止步，而先前对于亚洲本来就不多的认同感，反而消失殆尽。高级知识分子从竹内好的时代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几乎对中国、对亚洲没有一点支持和关心，他们面对的仍然是竹内好时代的问题。

竹内好从事思想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期，也是他创造力的高峰期。如今竹内好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话题。薛毅认为关注竹内好对中国的思想建设会有好处，目前国内阅读竹内好并有想法的人不少。大致来说，认同全盘西化的大概不屑于阅读竹内好，关注鲁迅的人会读他的《鲁迅》，思想比较左翼的容易关注竹内好。目前国内比较系统阐释竹内好思想的，只有孙歌一人，她于2004年出版了《竹内好的悖论》。孙歌则认为目前国内关注竹内，但还谈不上研究，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进一步的讨论，她希望严肃的学者能进一步推出有生产性的问题。当然，问题仍然很多。

北京大学的吴晓东坦言自己今后研究竹内好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文本依据不够。目前主要的研究参考是孙歌编译的竹内好文集《近代的超克》。孙歌也认为，翻译一个复杂的外国思想家，不是一两本书可以完成的，她只是开了个头。国内懂日语的人很多，希望大家都来努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孙歌有“神化竹内好”的倾向，对其不利的文章就不翻译进来，并提出日本学界有“竹内恐惧症”之说，意思是在竹内面前失去自主性。中国研究者应该对“竹内恐惧症”保持免疫力。对这个指责孙歌不能接受。因为《近代的超克》收录了竹内好政治最不正确的两篇谈大东亚战争的文章，这在全世界四个语种的译本中是唯一的。相反，竹内好赞美中国的文字基本上都没有收。孙歌认为，目前影响我们研究竹内好的是浮躁学风和情绪化。她并不在意学人们的理论分歧，她关心的是，对竹内好的贬誉能不能推进一些学术问题。说到底，竹内好应该是我们进行自身思想建设的媒介，特别是建设历史分析传统的媒介。

林剑鸣的学术专著

旅顺口 当年的军港 从山顶拉近 （2017年8月15日，历时一个半月的环游东北，自海路人、车、狗返回烟台。 因当天从丹东赶到旅顺港后，太匆匆座晚上的轮渡返回烟台，就没有仔细拍摄203高地等当年的战争地。 几年前，我曾在微博中指出，「 ”精日者”美化日俄战争与关东军的说法与史实严重不符，日俄战争纯粹是二个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利益的「 ”狗咬狗之战”，无论间接结果如何，都不会是网络上「 ”精日”公知或是写手那种充满荒诞意*的结论，说是为保护中国。 关东军也是日俄战争后才组建，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战争中夺得的俄国人修建的铁路。但我人微言轻，说再多真相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故，为了让网友明白，也为了公允，才采用了直接翻译日本历史学家的原著。 作为翻译者，我不持有任何观点，只是想给大家提供日本历史学家的描述，令大家有足够的知识分辨网络上稂莠不齐的网络文章的真假。特别是针对一段时间来，关于日本占领东北和关东军的网文的精日意*，目的是希望传递正确知识，能提高大家的判断力，辨别「 ”精日者”蛊惑。网友只所以受骗，就是因掌握的真实资料有限。 如果牵涉到著作权，随时都有可能中止，请大家事先有所了解。 本文分为上下，摘译自《物语日本近代史》。这套书原本是作者1968年为反对「 ”明治维新百年祭「 ”时，日本史学界有学者粉饰明治维新，伪造历史而写。首先是在60年代日本发行量很大的《周刊新闻》上连载，后来应读者的要求，才出的单行本。 其中的犬丸义一是日本有名的近现代史研究权威，中村新太郎是文学家 。他们二人的结合也许是编辑部的拉郎配？是为了增加历史的可读性？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犬丸义一也在后记中明确指出，历史的纪实性不容戏说，因此本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绝对可信且真实。还有史学界的说法，距离历史事件发生越近的史料，越具有可靠性，因此我选择了于60年代成书的这套书中的「 ”日俄战争”。 去年，我去日本时，又买了套日本旧参谋本部撰写的《日本战史之日露战争》上下册，粗略核对资料，基本一致，但就普通人的阅读感，还是我翻译的这套书中的章节比较易读。近日又重新校译，改正几年前翻译时的歧义语句，使其更确实。 战争前夜（上） 1.帝政俄罗斯的南下 1901年，藩阀巨头山县有朋写成了《东洋同盟论》一书，根据当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趋激烈，清国将难逃被瓜分的命运，他在书中论述道「 ”与其等到日本不久会和沙俄反目，还不如趁早就采取和英国合纵的有利策略。” 在日本的军部和官僚中，自从「 ”三国干涉”威胁到国政之日，就有了必须和世界强国以某种方式联手的主张，其中有日英同盟论，也有和帝政俄国结成日露协商论的主张。（日语中把沙俄称为—露国）伊藤博文就是日露协商论者。 义和团起义前后，沙俄就拉开了南下的架势。在义和团的影响下，「 ”满洲”的排外运动也逐步扩大，沙俄以保护在中国沙俄侨居者的名义，派兵18万入侵，基本占领了满洲全境。此时，在阿穆尔河畔布拉戈维申斯克（也就是国内常说的海兰泡惨案—译者注）发生了沙俄军队残杀非战斗人员--中国人普通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5000人的惨案（但是根据国内的资料，海兰泡惨案被残杀了6-7000人左右—译者注）。 西历1900年仇恨密布漫长的阿穆尔河 露人的暴行加于清之民 无罪逝去的5千条生命 无言一对仅因是清人 金发之民的他们还有 呜呼仇恨满腔的残虐 难道蛮族的暴虐该无视 这首歌谣，1903年在日本开始流行，也起到了煽动对俄强硬的社会舆论。 沙俄，也没有放弃对朝鲜的野心。其目标是获得采掘沙金，砍伐鸭绿江边森林的所有权，让士兵装扮成工人，士官装扮成店员或是监工，把这些人源源不断的派遣进朝鲜。 对于沙俄的这种行为，英国和德国提出了 *** ，但是由于法国是沙俄的同盟国，法国默不作声。沙俄不但不撤兵，还在全力推进把现有的占领用俄清密约正当化（1900年11月）。 沙俄，在朝鲜不仅获得了鸭绿江森林采伐权，还收购了仁川、镇南浦、元山等重要地点，一点一点的蚕食着朝鲜。 如此以来，围绕满洲，沙俄与日本和英国间的对立，就变得愈加深刻。特别对于日本而言，沙俄蚕食朝鲜的行为，绝对不可容忍。「 ”占领满洲尚可恕，只有朝鲜绝对不可谅”日本 *** 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 军部中的年轻将领们都在骂，倡导日俄协商论的伊藤是软骨头。 「 ”面对朝鲜，沙俄已经把魔爪伸进来了，可我们现在依然无动于衷，这叫什么事。如果照此下去，日本将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立足点，会被从大陆踹出去。已经到了下决心和沙俄一战的时刻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一天，我们自三国干涉以来的卧薪尝胆有何意义？” 军部就这样，开始推进备战，准备对沙俄的战争了。 2.日英同盟 1901年6月，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成立。桂是长州派阀系的陆军大将，如同文字所表是山县有朋的后继者。作为日英同盟的桂，下令给林董驻英国公使，筹划日英同盟事宜。 在义和团事件中，英国意识到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东亚侵略中发挥了巨大威力。英国，由于一方面在非洲进行布尔战争，消耗国力，因此无法抽身往东亚派遣强大的军队。恰好在这个时刻，沙俄逐步占领满州，打算修改俄清密约，图谋夺取满洲和把自己化身为清国的保护国。也可以说，英国的侵略中国政策，频临巨大危机。 因此理由，英国就拉拢日本成为自己的伙伴，设想让日本来对抗沙俄是再好不过了。因此，面对日本的筹划，就欣然答应。 桂内阁也非常高兴，自8月开始秘密进入了正式的交涉。但是，英国对于我方的要求认为有点难，交涉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很快，伊藤博文决定出游。伊藤的观念和山县、桂的日英同盟论相向而行，他的认识是「 ”日英同盟虽说是必须，但是日本和沙俄开战并无获胜的自信。为了解决朝鲜问题，要和沙俄直接交涉，如果能够缔结某种协定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就出现了「 ”满韩交换论”观点，也就是，「 ”满洲可以不管，朝鲜必须属日本”的立场。 伊藤，1901年9月，首先出席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百年校庆，在那里被授予了名誉博士的称号。之后，他一边斜视在伦敦举行中的日英同盟交涉，从巴黎起身去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沙俄对日英交涉毫不知情，隆重欢迎伊藤的到访，尼古拉二世，授予伊藤闪着钻石光芒的最高勋章。 伊藤和拉姆斯托洛夫外相之间，也展开了日俄协商，不过，这个协商的结局是无果而终。 另外一方面，当英国获知伊藤和俄罗斯的交涉情报后，一下子就紧张起来。紧接着，匆忙回到缔结日英同盟的方针，交涉迅速顺利进展。并且，日英同盟条约，在1902年1月30日正式签署。 条约的全文有6条，但是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一） 要确保清国与韩国的独立与领土安全。 （二） 如遇有侵害列国权益事宜时，为保护相关国利益作出必要处置。 （三） 为此当和他国发生战争时，一方要格守中立，但当第三国参战时出于援助也应参战。 但是，这个条约中，并没有日本期待获得在朝鲜的特殊地位，而且对于希望认可自由行动的要求，英国也没有接受。 此时，日俄协商失败的伊藤，从圣彼得堡的归途中，特意路过伦敦停留，他给日英同盟再次助大力后回到了日本。伊藤的日俄协商出发点，也是从日本的实力考量，就是尽可能的延迟开战的时间。所以，实际上，只是在时间上的早与晚差别，在日俄战争的这场豪赌上，和日英同盟论者并无实质上的不同。 日英同盟条约的发表，2月11日分别在东京和伦敦举行，但是这个着实令世界外交界大吃一惊。耗时一年的交涉总算没有白费功夫。因为驻在伦敦的沙俄大使官员，对此竟然毫无觉察，受到了沙皇处罚。 以日本 *** 为首的多数日本国民，因日英同盟缔结，好像获得了百万之力，兴奋异常。实际上，英国只是把日本视为，为了保护自己利益的「 ”远东宪兵”，但是日本国民，好像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3.军人的帝国主义 日英同盟，无疑给予了帝政俄罗斯以巨大的冲击。日英结为同盟，为了与此对抗，俄罗斯与法国也同时宣布「 ”俄法同盟也适用于远东”。不过，法国没有和英国开战的打算。 日英同盟加强了日本的立场，日本这下就不惧怕列国的干涉，向俄罗斯提出，从满洲撤兵的要求。英国，也向俄罗斯提出同样的要求。 日英同盟缔结2个月后，沙俄和清国，缔结了从满洲撤兵的相关条约。把满洲归还清国，6个月内分三次撤兵。第一次撤兵是1902 年10月实施。由于日英同盟的缔结，远东局势看上去好像是缓和了。 但是，这种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与此同时，沙俄内务大臣普莱拜提出「 ”不能把远东问题交由外交官的钢笔来决定，必须用枪剑来解决”强硬立场。还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 ”将来的满洲必须和俄罗斯合并，或是完全变成我们的属国”的观点。 第二次撤兵的期限，是次年的1903年4月。但是，与其说是沙俄撤兵，还不如说是增强了奉天（沈阳）、营口的兵力。还有，沙俄军队侵入朝鲜，在鸭绿江下游的龙严浦构筑了军事基地（更甚的是7月东清铁道完成，8月任命了远东总督，开始强化旅顺的要塞）。 这些事实，充分显示出沙俄帝国主义的特征。实际上，此时的垄断资本尚为弱势，首先由军队占领他国领土，然后再图谋资本的进出。这一点上，日本帝国主义，和沙俄帝国主义非常的相像。 早在1900年11月，幸德秋水就在《万朝报》上发表了「 ”排除帝国主义论”，对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论述道「 ”为了国家前进寒心至极”。后来，在次年的春天，发表了对此观点更加详细展开的名著《20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姑且不论内容，比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要早16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批判帝国主义的书籍。幸德认为，像日俄二国，都带有因垄断资本过弱必须靠军事力量来补充，实施侵略他国的，典型的帝国主义特征。也被称为「 ”军人的帝国主义”，「 ”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 4.无隣庵会议 就是在这种情势下，1903年4月11日，在京都市的东边，位于左京区栗田口的无隣庵中，汇集了元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首相、小村寿太郎外相，4人进行了会谈。这所无隣庵，虽说是山县的别墅，同时把疏水引进园中，也是一所非常漂亮的名园。山县是元老级政治家，和财阀的关系非常深厚，除过无隣庵，还有东京的椿山庄，小田原的古稀庵等名园。无隣庵中有和式、洋式二栋建筑，日俄战争前后的对俄基本政策，各种商谈就出自那栋洋室之中。 如同前文所述，伊藤博文，属于日俄协商论者，山县有朋、桂首相等，属于日英同盟论者。早先，日英同盟签署（1902年1月）后，伊藤就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因此，就有了对俄根本政策的新决断。此结果，用以下的4点确认。 （一） 针对俄罗斯不执行满洲撤兵，由日本提出 *** 。 （二） 借着满洲问题交涉的机会，解决朝鲜问题。 （三） 在朝鲜问题上，要迫使俄国承认日本的优越权，寸步不让。 （四） 在满洲问题上，日本承认俄罗斯的优越权，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 到了这里我们就应该明白，对日本来说必须保障朝鲜的权益，换句话说「 ”对朝鲜别伸手。与此对等，在满洲俄罗斯随便”。 如果交涉没有进展，朝鲜的权益被侵犯怎么办？为此，除过与俄罗斯开战以外别无选择，对于这点，4人也一致达成共识。 此后的10个月，桂首相、小村外相开始全力以赴的对俄交涉，文书往来，外交斡旋反复不断。但是，俄罗斯，不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权益，日本又始终坚持，为此主张不松口，日俄交涉处于空转，到了年底，日俄交涉触礁搁浅明晰起来。在无隣庵确定下根本方针的日本，要是从结果看时间过了10个月，只能说是赢得了时间。 5.鼓动战争的各类人等 在民间，也产生了叫嚣日俄开战的团体，开始四处活动。首当其冲的是近卫笃磨、头山满等组织的倡导对俄强硬论的国民同盟会，再次聚集创办了对俄同志会（1901年8月）。他们把「 ”卧薪尝胆已经够久，军备扩张也已实现”作为口号，坚持通过战争手段一举解决满洲问题。 但是， *** ，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译者注）后，尽管全力以赴的进行了军备扩张，可是在对俄罗斯的战争上，军部依然是缺少打胜的自信。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中将说「 ”四六成把握，如果六成是胜四成败的话，中间还需要有调停者吧！”山本权兵卫海相也附和道「 ”就是把俄罗斯的海军全部歼灭，日本海军也必然折损过半”。 不过，对俄同志会，由于俄罗斯到了第二期撤兵的期限，依然不撤兵，1903年4月，在神田的锦辉馆召开大会，会上形成以下决议，并提交给了 *** ： 「 ”迫使俄罗斯从满洲撤兵，维护东洋的和平，是日本帝国的天职。我们希望 *** 尽快采取行动。” 在此期间，「 ”为了东洋永远和平而战”这句话成了流行语，频频被人们挂在嘴上。 近卫笃磨，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们中间也开始活动，他倡议道「 ”对于俄罗斯的蛮横暴虐，希望能发动舆论”。因此，学者们，在1903年6月10日，向 *** 提交了《给予俄罗斯强有力的痛击》的建言书，在日本内外掀起涟漪。这时署名者分别是户水宽人、富井政章、寺尾亨、金井延、中村进午、小野冢喜平次、高桥作卫7人，被称为「 ”7博士”。 这里边，户水宽人的表现最为抢眼，他是这么说的： 「 ”如果放任俄罗斯占领满洲，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朝鲜，这是明摆着的现实。如果朝鲜处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下一步会是哪里？如果不解决满洲问题，朝鲜危险。朝鲜如果危险，如何才能防卫日本？”接着，他主张道「 ”夺取西伯里亚的贝加尔以东！”，因此也被称之为「 ”贝加尔博士”。 就这样，对俄同志会、七博士等，举行演讲会、并奔走四处游说 *** 和元老们，一时间对俄战争热潮就被鼓动了起来。 报纸也对这种主战派的活动给予大幅报道，还有，加上了题为「 ”和俄罗斯开战”的社论，把读者的情绪也煽动了起来。陆羯南的报纸《日本》、田口卯吉的《东京经济杂志》都是排头兵，除了《万朝报》几乎全部的报刊杂志都在鼓吹主战论。田口，是被视为小资思想的代表人物。 在贸易商界，也有发表特别好战言论的人。例如，作为羽二重出口业的堀切善次郎，提倡「 ”满洲应该收归日本所有”，并论述道「 ”如果我们从俄国手上夺得满洲，日本的面积马上就能增加四倍。要是把邦人（指日本人-译者注）移民到此地从事农业，同时开发矿山，实际上就可成为日本富强的源头。我们曾经一度拥有过满洲，即便不用朝鲜做借口也应该明白。”（原文是文言体）（《东洋经济新报》1903年8月15日） 民众中多数人，狂热的期待开战。明治天皇的私人御医贝尔茨，对于他当时接触到沉浸于开战狂热中的一民众，在日记中如下描述道： 「 ”（1903年）9月25日（东京 宫下）在前往宫下的汽车中，遇到了一位西洋装扮的日本人。通过交谈获悉，民间对俄感情的激化已经无法抑制。他担心要是 *** 不顺应民意发布宣战布告，恐怕很快会出现内乱。「 ”事实上，连天皇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这帮人对战争的认识极为乐观……”（《贝尔茨日记》） 在民众期待开战的内心深处，隐含的是对生活艰难和对现状不满的表达。这是排外主义的温床。根据横山源之助的调查，手工业者中多数人，他们相信「 ”发动战争，是挽救连年来经济不景气的好机会”。 关于非战论、厌战论，后边将会触及。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1．《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3年再版（1982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5年再版。

3．《中国古代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简犊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版。

5．《秦汉社会文明》（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

6．《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8．《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9．《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

10．《秦汉简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

13．《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

14．《长江文化史》（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文章

1．《批判〈中国田赋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3期。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

3．《怎样看待农民战争的“伪降”》，《人民日报》1964年8月19日。

4．《略论社文秀之死》，《历史教学》1964年。

5．《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

6．《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7．《试论商勒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8．《井田和爰田》，《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

9．《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0．《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11．《“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2．《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

13．（秦国华阳夫人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14．《悼念陈直教授》，《考古》1980年第5期。

15．《秦公钟、铸铭文释读中的一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6期。

16．《论秦穆公》（合作），《考占与文物》1980年第6期。

17．《古代法制杂谈》，《随笔》1980年第11期。

18．《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

19．《萧将军瓦和前将军萧望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20．《秦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秦代法律制度初探》，《法律史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2．《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23．《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

25．（周公东征与嬴姓西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

26．《支那称谓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

27．《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

28．《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专刊，1982年。

29．《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30．《陈直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1．《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史学〉论文选》（光明日报专刊丛书，光明日报社1984年版）。

32．《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史论文选》（第一分册），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

33．《汉代法律管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34．《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合作），《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参考资料》，辽宁省社会科学学会、辽宁省历史学会。

35．《秦代中央官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36．《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37．《“隶臣妾”并非奴隶》，《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3年版。

38．《秦汉时代的市政》，《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5期。

39．《1983年秦汉史研究概况》，《光明日报》1984年3月21日。

40．《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人民出版社版社1984年版。

41．《中国历史的魁力》，《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84年第2期。

42．《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1985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3．《秦佣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年第3期。

44．《怎样学习秦汉史》，《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5．《怎样理解文明这个概念》，《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

46．《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习月刊》1984年第10期。

47．《研究古代史亦应重视信息》，《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0日。

48．《理财家桑弘羊》，《天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6期。

49．《秦涌之谜》，《文博》1985年第1期。

50．《张汤评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51．《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52．《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53．《刘向》，《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4．《范晔》，《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5．《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

56．《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研究生能力培养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7．《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历史资料——介绍我国秦汉简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1期。

58．《历史的经验与现行的政策——兼论〈论秦的兴亡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期。

59．《秦涌主题何处觅：〈秦涌之谜〉之二》，《文博》1986年第2期。

60．《〈三国演义〉中丰富生动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吗？》，《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

61．《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合作），《文博》1986年第5期。

62．《中国出士简研究近况》，《史滴》第7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86年）。

63．《西安古代军阵研究》，China Daily Jan．26，1987。

64．《〈居延汉简研究〉评价》，《光明日报》1987年3月4日。

65．《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66．《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精华：介绍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光明日报》1987年7月22日。

67．《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8．《以君主意志为法权的秦法》，《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69．《如何学好秦汉史》，《中外历史》1987年第3期。

70．《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光明日报》1987年7月14日。

71．《陈直（居延汉简研究）评介：兼谈历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72．《中国秦汉史研究近况と展望》，[日本]《古代文化》1988年第2期。

73．《秦人的开拓精神和秦国的开放改革》，《陕西日报》1988年5月11 日。

74．《秦人观与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

75．《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年第3期。

76．《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合作），《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秦始皇陵兵马涌博物馆论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7．《秦赵同源新证》，《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

78．《国家与社会的统———与唐德刚教授隔洋对话》，（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

79．《涌魂惊窘宇，歌舞颂强秦——评舞剧〈秦涌魂〉》，《西安戏剧》1988年第1期。

80．《汉长安城的未央宫》，《旅游博览》1988年第2期。

81．《〈中国版刻综录〉简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197期（1988年 9月）。

82．《秦涌的价值》，《秦陵秦诵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83．《秦佣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年第4期。

84．《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

85．《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

86．《中国人学者によるの[日书]研究の现状》，《史滴》第11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90年）。

87．《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8．《咸阳古道音尘绝：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介绍》，《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互、2期。

89．《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与婚姻家庭：从〈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说起》，（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

90．《秦汉政策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91．《“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

92．《秦简〈日书〉校补》，《文博》1992年第1期。

93．《评何兹全教授〈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94．《朱雀楼札记》，《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5．《〈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6．《台湾秦汉史学者研究概况》，《秦陵秦佣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97．《〈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

98．《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99．《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

100．《将我的思想和情感灌注到秦汉史研究中》，《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101．《求长生而致短命——秦始皇死因考》（合作），《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2．《秦始皇的恚恨》，《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

103．《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

104．《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

105．《会稽*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06．《一孔之见，借以续貂》，《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7．《西汉史研究的又一硕果：〈汉人秘史〉（〈西汉兴亡史〉）序》，《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108．《千年难解始皇谜：评〈秦始皇帝评传〉》，（文博）1996年第5期。

109．《汉乐府〈焦仲卿妻〉的爱情悲剧及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第3期，台北，1997年6月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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