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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建院九十周年了，回忆起我在北大医院工作的32个春秋，特别是其中近31年任院长办公室主任的日日夜夜，从院长、书记到医生、病人，从救死扶伤到医疗事故，从科研成果到责任纠纷——点点滴滴的往事，都是那么亲切，那么令人激动。一、我所接触的院长和书记
院长办公室接触最近的是院长、书记，我先后在十数任院长、书记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五十年代的江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才文彦院长领导的时间比较长。江逸院长是位眼科大夫，但以院长工作为主，监管统战。每周由我联系约党外的科主任谈心，每周轮流到各科听取汇报，了解情况。才文彦也是兼职院长，还要回大外科参加会议，做手术等，故一般事物在原则指导下放手让下级去干。其他院长有分管教学的，有分管科研、医疗的。除集体会议外，有事只和具体分管领导联系。曾在我院任院长胡传揆同志后调北京医学院任院长。
北大医院几十年的发展和这些历任院长、书记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二、几十年来我亲眼目睹北大医院的发展变化，感慨万千，体会深刻
五十年代初北大医院只有170多张病床，当时学习苏联为建立专科医院分为 一、二两院。一院是门诊和其他科室，二院是内、外科。后为便于教学和会诊又合并。六十年代市第七医院划给我院改为附属妇儿医院。七十年代随着教学工作的发展，新建了教学楼。八十年代在西什库盖了新门诊楼，在府右街原十教及周边新建了妇产科、小儿科病房大楼；九十年代抗菌素研究室迁至北医另建了抗菌素研究所，原地拆建成科研楼、多功能厅、食堂等；几十年与口腔医院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近年将原妇儿医院旧址交换后得到解决。九十年代盖起外科系统和干部病房新楼，不久内科系统新楼也将落成，这样我院有了一个拥有千张以上病床的现代化二部。现在交通医院也划归我院成为三部。
北大医院作为北医的附属医院，（2000年）随北医归并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为北大医院。这几年，北大医院发展更快，变化更大，逐步与国际接轨，我作为一名老同志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北大医院为北京市医疗、教学的发展培养并输送了大量人才
北大医院作为一个有一定基础的老医院，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向兄弟医院输送了许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积水潭成立创伤外科医院，我院创伤外科连英国专家洪大夫也并入了该院；宣武医院成为脑外科医院后，我院派去了两位大夫；成立中苏友好医院后，我院神经内科王蕙英大夫去了该院，后任该院院长；北京市在通县成立结核病研究所，我院结核病院并入其中，何穆院长去任所长。
北医为便于留学生教学成立了三院，左奇院长调该院任书记，同时我院也调去了好几位大夫，不久精神病院也迁至城外，新建了精神病研究所。
为贯彻中央的医疗方针，我院与顺义县和四季青公社卫生院，新华印刷厂和重型机床厂医务室建立了业务联系，直接送医送药下乡下厂，接收病人等。中南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医务室在六、七年代也与我院建立了业务联系，为了便于联系，当时我还持有中南海出入证。
几十年来，北大医院为北京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印象深刻的几件往事
办公室事务性工作很多，忙碌而杂乱，很多事情办了就完，处理了就过去，有几件事情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60年代初，周总理和邓大姐来我院神内病房探望他的同学，头天我通知科主任，要求主管大夫在岗，以备周总理了解病情，其他人员不要太多。
当天周总理随同保安人员在北医党委书记杨纯同志（她曾是周总理的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我院，给我的任务是送茶到病房，周总理接茶后问我是哪里人？哪个医院毕业的？邓大姐说谢谢我。总理离院时，看到二、三层病人正在窗前守侯，便站在台阶上举手向病人打招呼，然后上车离开医院。
想起上海解放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组织上派我去会场医务室工作，我见到了当时任市长陈毅同志，当时他也问我是哪个医院毕业的。回忆起能有机会见到周总理、陈毅市长，真是我一生的荣幸。
2、北大医院曾举办过两次全院病历展览，请院内、外专家参观评议，两次评议大家都认为内科谢竹藩、贾博奇大夫的病历质量最高，字体、内容、记录清楚明晰。两次展览和两位榜样的示范对提高医疗管理质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一次我值夜班，突然接到二部来电，告知地下室着火，我马上赶到二部，地下室有个书架，上面有杂物，火是因烟头从上面电话机旁管子的空间掉下去引起的，我派人叫保卫科长，又通知了家离得最近的副院长徐文怀。我派人关上口腔门诊出入的大门，让总机通知各病房，要护士守好门不许病人跑动。徐文怀副院长来后把窗子踢开跳下去。另外几位同志从楼梯下去，很快把火扑灭了。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只有紧张有序，全盘考虑才不致造成重大损失。
4、一天夜里传染科门诊地下室的氯气管漏气，影响到院外爱民巷的居民，有人出现头晕等症状，值班同志让总务科找人修理关好，并让有不舒服感觉的人到急诊科看病，不用交费。半夜才文彦院长亲自来了解情况，第二天20多位居民代表来医院讨个说法，最后我们请北医三院、朝阳医院、卫生局职业病专家会诊，认为只是轻微影响，解除了居民的顾虑，化解了隐忧。
5、处理医疗事故是院办经常碰到又非常棘手的工作，这里只举一件事。内科一位老太太死亡后，主管大夫和家属讲好开一个小口，取一点做标本，家属同意了。谁知家属发现大夫做了大体解剖而不同意接回尸体，值班人员害怕死人，让我帮忙，我赶到太平间，再三向家属解释，并答应他们办完丧事再来找我解决，家属不同意，这时已是半夜，我决定和家属一起给老太太守灵，尸体停放在太平间屋檐下，家属坐左边，我坐右边井旁，直到天亮。家属先吃早点，我去了解情况并给他们答复。我和科主任商量后决定由科研经费出200元作为对老太太为医疗事业贡献的慰问，我又向院长做了汇报，院长同意我们的方案，我便与科主任同往太平间做家属工作，总算得到了家属的理解。
有些医疗纠纷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往往要请民政部门配合解决，个别时候也要请公安部门协助解决。
五、值得怀念的几位同志
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是许多同志组合在一起共同工作形成的。大家朝夕相处、平时不觉得，现在回首往事，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是那样可亲可近。值得怀念的人很多，仅举几个例子吧。
1、精神病院27岁的沈丽珍大夫：当时她还很年轻，对精神病人她不仅采取药物治疗，而且还对一些病人采取其他方法治疗，如带精神病人去北海公园跑步、做操，病人会象正常人一样高兴。可惜不久她因胃癌去世了。
2、外科张慎大夫：我每次检查医生宿舍后总要找他谈话，他无家，也无亲朋好友，很孤独，他病后我看过他两次，第二次他情绪很消沉，他告诉我因链霉素影响，他24小时双耳耳鸣，睡不好，不久他也走了。
3、院长办公室老工人张永：当时办公室没有复印机，他经常用手摇机加班将一捆捆白纸印出来。他对工作忠心耿耿，兢兢业业，自己无子女，培养外甥上了大学，他一心想加入党组织，但因解放前他从北京到沈阳坐了一次国民党的飞机，几十年来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一直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文革后我回办公室工作，他保管的柜子，象招待外宾用的物品都完整无损。
六、北大医院留给我的有骄傲、有遗憾，但更多的是留恋、是真情
我1952年9月调到北大医院，因体检不适合做临床就在供应室、保健室工作，几个月后领导调我去院长办公室工作直至1983年离休。我在办公室期间渴望继续业务学习，领导开始同意我参加第一届“红专大学”学习，基础课结束后转入临床实习，因每天上午实习与工作发生矛盾，江院长二次找我谈话，她说我已有护理专业，就放弃临床实习吧。因我不在，她没有助手，我只能服从决定。在下午开办的“中医”、“针灸”短训班上做了一名自由学员。没有继续深造是我终身的遗憾。另外有些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又是领导决定之后交办的，却得不到某些同志的理解，我也会感到委屈。1980年我六十岁了，到了离休年龄，但是才文彦院长挽留我在工作一段时间。三年后，我于1983年63岁时离开了院办和外事组长的岗位，在欢送会上院领导、工会主席王光超教授和其他同志们前来参加，我非常留恋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北大医院，非常留恋一起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
在主管院长的领导下，我负责过医务行政、外事工作、计划生育、公费医疗、爱委会、住院欠费等工作，作为一个中层干部，在院长办公室这样一个纷繁嘈杂的位置上连续工作了三十多年。我没有科研成果，没有专业职称，我只是以各种大量事务性的工作为己任，三十年如一日，用勤奋敬业、克己奉公，服务领导，服务基层，作为我对北大医院的奉献。
离休后的二十多年，我常得到院领导和老干部处的关怀。不仅老干部处是我的娘家，医院的同事都是亲人。这次住院期间，遇到蒋书记，他笑着拱手迎上前来，祝我早日康复。住院期间同位素的林景辉大夫参加讨论我的检查结果后，亲自打电话到病房告诉我：CT室王仪生大夫提前亲自给出报告；其他好多同志见面都很亲热，丝毫没有“人走茶凉”的感觉，处处感到北大医院所有同志给予我的关怀和温暖，这种真情让我永生难忘.你看着往里套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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